认识竺可桢

施爱东

　　一，大科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一位卓越的大学教育家。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东关镇（原属绍兴县）。1909年进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公费赴美留学，求学于伊利诺大学农学院，1913年夏季毕业，随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习气象学。
　　 从1916年开始，竺可桢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以提倡科学、传播知识为宗旨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活动，成为该社骨干成员之一。这一时期，他在美国的气象、地理刊物上和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雨量和台风的学术论文。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以后，竺可桢更积极在《科学》上发表文章，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建立和传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18年秋，竺可桢获博士学位，旋即回国，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讲授地理学和气象学。1920年，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任地学系主任，教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地质学等。我国最早的一批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多属他在这一时期的学生。1925年，竺可桢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1926年，受聘于南开大学。
　　 1927年，竺可桢应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聘请，在南京筹建气象研究所。1928年任该所所长。他亲自训练了大批气象观测人才，在全国布设了40多个观测台站，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地面和高空的观测，开始了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天气预报业务。改变了我国气象预报对国外驻华机构的依赖局面。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这一时期，他推行大学教育方针、改善教学环境、健全教育制度、整顿教风、学风，确立了浙江大学的“求是”校训，把浙江大学由一个规模较小的大学，办成了蜚声中外的著名学府。抗战爆发以后，他带领全校师生在两年之内，经过四次大的迁移，跋涉五千里，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科研活动，终于在1939年底到达并定居于贵州遵义和湄潭。返杭之前艰苦创业的浙江大学，在几门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科研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曾被一些客居中国的西方学者称作东方的剑桥大学。
　　 1949年7月，竺可桢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0月，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他还担任科协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气象学会理事长等许多学术界领导职务。中科院在建院初期，竺可桢全面领导了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工作。他亲自主持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这一时期科学院的地学工作，如综合考察、自然区划、地学规划、地图集的编纂等等，基本都是在他的领导或指导下开展的。当竺可桢最后一次在河西走廊进行野外考察时，已是76岁高龄。在这些综合考察中，竺可桢特别注意对自然的保护和利用，其正确性多为日后的实践所证明。
　　 竺可桢是第一位在我国高等学校讲授近代地理学的教师；他所创办的东南大学地学系，是我国最早的地理系；他所编纂的《地学通论》讲义，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地理学教科书；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自己的气象学研究机构、宣传推动各省建立了一批气象台站；他中兴了浙江大学；他积极倡导、组织和参加了中国地学、生物学、天文学、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等许多方面的工作；他热心倡导科学普及，是一位出色的科普作家。

二，文史大家竺可桢
　　 竺可桢主要是作为一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为我们所认识的。20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天气动力学专业的本科生初窥气象之门的时候，竺可桢这一名字，是如雷贯耳的一个象征符号，它象征了科学和权威。后来我弃理从文，日渐远离了数字和线条，也就远离了对竺可桢的了解。因为编辑这本小书，让我还有机会重读大师的著述。换一种眼光进入这位大科学家的思维领域，突然发现，即使单以对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献的理解和把握而论，竺可桢就称得上文史大家！
　　 竺可桢不仅西学渊博，国学功底也极深厚。他善于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发掘有用资料，对各类文献由经史子集以至诗词、笔记、方志、日记等公私著述，无不广征博采，组织了一个完整的资料体系，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鲜观点。如发表于1944年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是他天文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从二十八宿以角宿为首、四陆所占度数已各不相等，以及诗经中毕风箕雨的记载等一系列事实，科学地推断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国际学界对此进行的一百多年的论争，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
　　 发表于1927年的《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是一篇充满奇趣的妙文，他从球面天文学的角度出发，考虑到观测日期、时间、纬度、星宿、岁差等诸因素，并以汉代有记录的观测结果进行试验，然后再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尧典》中星之纷争，从而得出其观测年代在殷末周初的结论。奇妙地解决了古史研究中一个几近于不可考的难题。
　　 竺可桢的每一个课题，无不贯穿着今古中外之对比。他晚年代表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以考古资料、物候记载、地方史志等文史资料为据，利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法，得出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清晰走势，居然与西方科学家运用同位素方法测得同时代气温变化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且还得出了“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的意外结论，令人叹为观止。
　　 许多文史工作者在选用素材时，都有“六经注我”或堆砌编排的特点，其最终分析可能失之偏颇。竺可桢选用材料十分讲究，对历史的分析基本上做到了唯材料是举。《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气候变迁的分期，既不是根据温度变迁的周期，也不是根据历史朝代的不同，更不是根据纪年方式的变更，而纯粹是“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把气候时期分为“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仪器观测时期”。这种分期方式与气候变迁本身并无关系，表面上看来极不合自然逻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最方便实用且能最接近客观真实的一种方式，典型地体现了他所反复提倡的“求是”精神。
　　 素材选用的科学性还表现在对于技术指标的确认，比如他在上述“气候变迁”一文中提到：“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必须选定一个因素作为指标。如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相反地，温度的变迁微小，虽摄氏一度之差，亦可精密量出，在冬、春季节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冬季温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温度升降比较统一，所以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
　　 竺可桢非常重视科学方法论，他曾著专文讨论演绎法和归纳法二者各自的局限性和相互补充的必要性。他善于排列计算数据和勾勒直观图表进行现象归纳，再对归纳结果进行演绎推理。他擅长于历史地理资料的比较研究，其主要方法有三：⒈对比不同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探讨其相互作用；⒉根据不同现象在时间上的先后相随，追溯其因果关系；⒊追踪自然界中物质或能量由一个客体到另一个客体、由这一位置到另一位置、由此一时刻到彼一时刻的演变转化过程，寻找其量变或质变的关系。
　　 读着竺可桢的这本“大家小书”，当我们惊叹于他的文史功力和奇妙观点的时候，还可把一部分注意力投向这位大科学家在文史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思维特点，这也许是更值得我们这些人文科学工作者借鉴的地方。
　　 集中所收文章，主要依据《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部分依据《竺可桢文录》、《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物候学》、《看风云舒卷》等书，多数是竺可桢长篇大论中与文史知识相关的精彩节选。编者在不影响普通读者流畅阅读及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将原文中纯数理的内容，以及大量图表作了删节（注：编者只作了删节，未作任何添加）。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需更精确地了解作者论证的严密性，可查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