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0－1977）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到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政教科长。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是主要为了弄清1936年上海文艺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个口号的那场论争，到延安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是非，只有党中央才能给我明确的指示。

　　自从鲁迅先生1936年答复我的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上海我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有的人，则因鲁迅的文章中怀疑“是敌人所派遣”这句话，简直认为我就是反革命。周扬他们，也对我不负政治责任了。

　　1937年底，我在汉口利用李公朴为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聘请教师的机会，先去临汾作为暂时过渡，1938年2月末，就脱离“民大”，到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向林伯渠同志提出去延安的要求，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3月10日，我拿了林老的介绍信在延安找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他让我暂住“西北旅社”，即中央的招待所。在“西北旅社”住了两三天，和我从汉口同去“民大”又同去延安的钟敬之，找到正在“鲁迅艺术学院”的张庚，一说就到“鲁艺”工作去了。我却在一个星期之后被通知说，暂时到艾思奇和柯仲平负责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去住。8月以后，我才听人说起，那时中央要考察我一下。

　　到了5月中旬之末，我觉得应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了，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信里简单地讲了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希望得到他的指示，其中也提到周扬，表示不满，说他“把我作为肥皂，想以我的消灭洗清他的污浊”。情绪有点愤激。第二天就得复，说愿意同我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可惜这封信在1942年日寇对太行山进行5月“大扫荡”时，连同装其他东西的一口箱子被从埋藏的地方挖走了。）又过了一天，他的两个秘书来找我，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然后大约是5月23日左右，下午3点钟。秘书来把我带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谈话。

　　毛主席刚刚午睡起来。窑洞里还是比较凉的，他披了一件旧棉被，让我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他让我吸烟，我说不会吸，他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

　　我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当我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他把“鲁迅”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我答：“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他笑了一下说：“哦！”

　　他听完以后，给我作了如下的指示：

　　（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

　　说完之后，他问：“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这时，我倒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今天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感激，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接着，他问我：“你的工作已经分配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在‘文化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他说：“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我说：“我不想去。”他说：“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我说了两个理由：“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儿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儿，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于是他说：“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我说：“我是要到陕公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他说：“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我于是同意了。他立即打电话给“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了这件事。

　　最后，他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还不是，但渴望入党。他说：“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作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我说：“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他说：“艾思奇你也是熟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到这里，谈话就结束了，我就告辞而回。

（摘自王海平张学锋主编《回想延安·1942》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