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震惊世界

47年后当事人刘茂俭再述惨痛往事

A 当年惨案震惊世界

　　4月11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座高高的纪念碑旁，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在这里凭吊。安葬在这里的是47年前在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牺牲的11位烈士。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时许，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李平、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郝凤格以及同机的三名分别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全部遇难。一时间，举世为之震惊，各国舆论哗然。
　　随后，围绕“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爆炸原因，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调查。直至40多年之后，台湾特务首次公开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工所为，才真相大白。47年后的今天，当年也是新华社赴万隆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刘茂俭先生，打开历史记忆，向记者讲述了当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往事。

B “我们幸免了那次空难”

　　定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一次有29个亚非国家

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参加的国际会议。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率领中

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

　　为了报道这次重大的国际会议，新华社派出了以对外部主任沈建图为组长的5人报道组。刘茂俭当时是一位年仅22岁、但技术精湛的年轻译电员，他和摄影记者钱嗣杰作为“先遣队”于4月1日抵达香港，打算在那里做些前期准备再于4月11日与沈建图等一起飞赴万隆。“但是刚到香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就通知我们第二天搭乘荷兰‘芝万谊号’轮船，陪同外交部的两位信使先到雅加达再继续转往万隆。这也使我们幸免了那次空难！”
　　建国初期，新中国还没有直飞雅加达的航线，所以周总理原定也准备4月11日乘坐印度包机“克什米尔号”前往雅加达。当时总理刚做完阑尾炎手术，尚未完全康复。因应邀去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周总理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

C “总理派专机接回我们”

　　沈建图、李平等人抵达香港后，会同已在那里的黄作梅一起，于4月11日中午从

香港起飞，但很快就与地面失去联络。当时刘茂俭等正在万隆焦急地等待，到了晚

上获知飞机出事了，第二天才证实了这个消息。刘茂俭说：“当时外电报道中都加

了一句话：‘飞机上没有中国高级官员。’因为这次谋杀的目标是周总理！”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彻底追查肇事者，将特务分子逮捕法办。刘茂俭回忆说：“但是凶手没有抓到，直到40多年后，此事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是一起由台湾特工头目谷正文主谋的刺杀事件。他们估计周总理会乘这架飞机，便以60万港币的巨额赏金买通了香港飞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周梓铭，令他将伪装成牙膏模样的TNT炸药作为洗漱用品送上飞机，结果这枚定时炸弹在飞机起飞4小时后爆炸，造成机毁人亡的惨案。

　　刘茂俭还讲道：“万隆会议结束后，我们原定5月5日乘船返回香港。结果5月1日忽然接到通知：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当晚8点要请我们吃饭，10点钟就安排我们坐上了飞机。而这架飞机正是周总理的专机，总理抵达云南后令专机返回，把当时还留在当地的10多位记者和工作人员安全运送回国。据说事后警方在我们原先准备乘坐的轮船上发现了300多发子弹和一些枪支。”

D “他已预感到可能出事”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牺牲的8位记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和平

年代以身殉职的新闻记者。其中新华社记者有3人，包括沈建图、黄作梅和李平。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是继乔冠华之后的第二任香港分社社长。“革命是有牺牲的，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这是黄作梅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对已经怀有九个月身孕的妻子雷善儒说过的话。

　　细雨霏霏的清明节刚过，笔者走进雷善儒老人的住所。72岁高龄的她，已是两鬓斑白，但回忆起47年前的往事，思路还相当清晰。那时，她和黄作梅结婚已经五年，夫妻恩爱。“他当时已经预感到可能会出事，临上飞机前反复嘱咐我要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们。”说到这里，雷善儒老人有些感伤。“4月11日接近中午，我接到飞机出事的消息，明知道是很难再救回来了，但还是有侥幸心理，想飞机有救生设施，可能会没事。”

　　47年的时间已很遥远，但牺牲的烈士将永铭历史。今天，在八宝山11位烈士的纪念碑上，石碑正面有周总理的亲笔题词，背面有11位烈士的姓名和简历，还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的最后写道：“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